邓秋华:一碗酒酿蛋  香飘五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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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秋华:一碗酒酿蛋 香飘五十年

今早去菜市场,又在老樟树下遇见了那对老夫妻。老先生拄着拐杖,腰间挂着尿袋,在老阿姨的搀扶下颤颤巍巍的一步一步缓缓往前挪步。他走得极慢,每一步都轻得像踩在棉花上,仿佛稍一用力便会失衡;可老阿姨的目光,自始至终没离开过他的脸——那眼神里是关切、是紧张、是在乎。 每次遇见他们,我总会想起我的父母。父母也曾经像他们这般相互搀扶、相互依靠,只是我的父母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母亲曾纪英,1928年12月生于上海。外公曾在几座大城市开设金店,在梅州一带算得上大户人家,母亲是他最小的女儿,却也是最命苦的一个——外公重病还乡后不久便撒手人寰,家道中落,外婆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流落赣州,最终被远亲撇下,无依无靠。那年,母亲刚满七岁,懵懂之中走进了陈家的门。

陈家家境贫寒,三餐难继。母亲八岁起,便要挑起与年龄极不相称的重担,挑煤、挑砖,往返于街巷之间。寒冬腊月里,她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破布鞋,踩在结冰的路面上,冻得通红的脚早已失去知觉;肩膀被重担压肿了,她便悄悄换一边挑;肚子饿得绞痛,她就喝些凉水缓一缓。多年后,母亲每每给我提起那段生活过往,眼里仍噙满了泪水。

改变她命运的,是当时政府推行的扫盲运动。母亲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木板,拼命识字、读书,如饥似渴。她渐渐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,心智渐开,明白了自己不必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。后来,经人介绍,她认识了林剑华,他来自农村,为人朴实诚恳,待人谦和。两个境遇相似的人,一见倾心,悄悄相爱了。陈家得知后,极力阻拦,可彼时新政推崇婚姻自由,终究没能拦住两颗渴望爱情、向往幸福的心。

婚后第二年,大姐呱呱坠地,给这个小家添了几分生机。可幸福的日子没能持续太久,一年后,林伯伯染上了肺结核,缠绵病榻,久治不愈。他念着故土,执意要叶落归根,申请调回全南——那个位于赣粤交界的偏远山旮旯小城。母亲自小在赣州长大,亲人挚友都在那里,可看着丈夫日渐憔悴的模样,她没有丝毫犹豫,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大姐,毅然跟着他,奔赴了那个陌生的小城。

林伯伯病逝时,大姐刚满两岁。二十五岁的母亲,一夜之间成了拖着孩子的寡妇,独自扛起了整个家。母亲聪慧、开朗,性子又温柔,身边从不缺少追求者,甚至有机关干部托人来说媒。可面对所有示好,母亲只有一个条件:必须接纳大姐,视如己出。她吃过被抛弃的苦,尝过无依无靠的滋味,绝不让自己的女儿再重蹈覆辙。

父亲邓泮,1926年生于广东徐闻。祖上曾开过学堂、药铺和糖厂,家境殷实;可日寇侵华后,糖厂倒闭,家道一落千丈。1948年,还在雷州师范就读的父亲,受进步思想感召,弃笔从戎,加入了琼崖纵队,后来在《海南建军报》担任记者。

1953年冬,父亲偶然认识了母亲。相似的身世浮沉,相投的兴趣爱好,让两个历经漂泊、饱尝艰辛的人一见如故,仿佛找到了久违的知己。回到县城后,父亲总借着各种由头去找母亲,帮她挑水、劈柴,做些力所能及的活;有时干脆留下来,蹭一顿她做的家常饭。母亲后来笑着和我说:“你爸那时候,脸皮可厚了,我怎么赶,他都不走。”没有轰轰烈烈的追求,没有海誓山盟的誓言,半年后,两个心意相通的人,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我曾无数次琢磨,当年的父亲,正值盛年,未曾婚配,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,可他偏偏选择了母亲——一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寡妇。可他就是选了,坚定而执着。婚后,他果然兑现了承诺,把大姐视同己出,疼惜有加,对母亲更是捧在手心,呵护备至。在我印象里,父亲除了年轻时会抽烟喝酒,几乎没有什么缺点。他待人热情宽厚,邻里有难必伸援手,而对母亲,更是细致入微,知冷知热,把所有的温情与深爱都给了她。

(父母年轻时照片)

(父母年轻时照片)

打我记事起,家里就有一个雷打不动的规矩:每天早上,父亲必须亲手给母亲煮两个酒酿蛋。那时候,家里经济紧张,四个孩子要抚养,捉襟见肘,月底未临母亲常要去单位的互助会借钱周转,可父亲煮的酒酿蛋从没断过。我童年最早的厨房记忆,便是天还没大亮,父亲轻手轻脚地爬起来,怕吵醒母亲,在灶台前小心翼翼地生火,火光一跳一跳的映射他专注的脸上。酒酿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,他熟练地打入鸡蛋,撒上红糖,蛋黄还微微颤着如糖心的时候起锅装碗端进里屋,轻唤母亲起床。

冬天,他从不让母亲沾冷水。我记事起,就没见母亲洗过衣服。大姐、二姐和我,一茬接一茬地洗;我们出嫁后,嫂子进门接着洗,直到家里买了洗衣机。母亲在全南被父亲宠成了公主,十指不沾阳春水。

除了酒酿蛋,他每年设法买阿胶和鹿茸给母亲冬补。母亲身体虚弱,他便包揽了所有沾冷水的活,那不是一时的殷勤,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。

母亲是个善良孝顺的人。那些年,母亲每月按时寄给阿婆(我奶奶)十元、外婆五元生活费。父母工资每人每月也就四五十元,家中四张嘴等着吃饭,日子紧得像一根绷直的弦。我小时候几次撞见母亲月去单位的互助会借钱,可却从未见她断过老人赡养费。

1982年,轮到我家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阿婆。父亲和哥姐都要上班,我要回学校复读。刚退休的母亲没有让父亲作难,带着大姐七岁的女儿,回了徐闻老家。

她在徐闻听不懂方言,不适应湿热的气候,却从没向父亲诉过一句苦,报过一次怨。那个在全南被宠成公主的女人,在异乡的土地上,精心照料老人,悉心带着外孙女,甚至为了赚一点来回的路费,还养了两条猪。我可以想象她提着一大桶猪食摇摇晃晃地走向猪栏的样子,可以想象她细嫩的双手是怎样变得粗糙起来的。

每天的日子过得那么辛苦,可她给父亲的信里,永远是阿婆身体更好了,自己一切都很好,让父亲勿挂念。母亲虽然每天忙碌着,却时常抽空做些赣南小吃送给街坊邻里品尝,一年后离开时,邻居们都依依不舍,拉着母亲的手再三叮嘱她常回来看看。

父亲年轻时抽烟喝酒,老了落下哮喘和肺气肿,一到冬春就加重。2001年,我们兄弟姐妹凑钱在徐闻老宅基地建了一栋房子,送父母回去养老。已经退休的大姐和大姐夫先回去照顾他们。在那六年里,我和哥哥每年春节都带上爱人和孩子回去陪父母过年。

(父母徐闻生活时的照片)

(父母徐闻生活时的照片)

2007年10月,大姐夫妇为了照顾待产的小女儿,去了南昌。我们都还在上班,父亲却已是风烛残年。母亲年近八十,独自承担起了照顾重病丈夫的重任,但毕竟年迈,她坚持了半年多,终究撑不下去。父亲舍不得离开家乡,却拧不过母亲的执拗和现实的无情。2008年7月,我们把父母接回了全南。

父亲直接住进了医院,一住就是半年。春节前夕,他想回家过年,我们把他接回家,过了一个团圆年。春节后的初三早晨,我刚起床不久就接到哥哥的电话,说父亲不行了。我和老公带着女儿不到半小时赶到父母家。母亲说,她早起去卫生间洗漱,父亲躺在床上,一口浓痰堵在了喉咙里无力吐出,也无法呼救,就这样断了气。

我哭着走出房门,见母亲坐在客厅沙发上,眼神空洞,眼泪无声地流。我走过去揽住她的肩。她怔了一下,像抽了线的木偶,软塌塌地倒在我身上。“华华,都怪我大意了,”她哽咽着,“就离开一会儿功夫,你爸咋就没了呢?你爸不在了,我一个人活着,还有啥意思……”

我板正她的身体,一字一句地说:“妈,您不是一个人。还有我们,还有孙子、外孙.,您不能抛下我们,我们已经失去了爸,您可不能让我们没妈呀。”

她喃喃自语道:“没有你爸在身边,我心里空落落的……”

我不知该如何劝慰。他们结婚五十年,我从小到大,没见他们红过脸。母亲偶尔耍点小脾气,父亲从来都是温柔包容,一辈子都把她当成需要呵护的小姑娘。如今,那个每天早起给她煮酒酿蛋的人,那个冬天不让她沾一滴冷水的人,不在了。

父亲走后,母亲在老屋里又住了几年。我时常回去看她,每次走进厨房,总觉得还能看见那个在灶台前生火煮酒酿蛋的熟悉身影;还能闻到那熟悉的甜香。可灶台冷了,只有母亲一个人,子然坐在窗边发呆。

有一年冬天我回去,见她自己煮了一碗酒酿蛋,她吃了两口,忽然放下勺子,望着窗外叹声说:“没有你爸煮的好吃。”那一刻,我再也忍不住,悄悄扭过脸,眼泪砸在手背上。

如今,父母早已不在人世,他们这五十年的爱情故事使我明白了,所谓追爱,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,也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,而是有人愿意每天早起煮一碗酒酿蛋,有人愿意在寒冬里替你挡住所有的冷水;其中一个人走不动了,另一个人就弯下腰,做他的拐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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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:邓秋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