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中流击水,浪遏飞舟。
佛山南海桂城叠滘的龙船漂移,这几年火遍了全网。
25米长的杉木龙船,载着40多条汉子,在五六米宽的河涌里,以近乎自杀式的姿态,全速冲入S弯、C弯、L弯。船尾擦着石岸掠过,船头离撞上木桩只有毫厘之差。“宁可煲烂,不可扒慢”——这句在当地流传了数百年的口号,如今借助短视频,让亿万都市人看得血脉偾张。
这不仅仅是一场民俗表演。叠滘龙船漂移的爆火,是一个隐喻。它隐喻的是,在繁荣与安逸成为时代主调之后,一个区域、一座城市,如何主动找回那些正在流失的野性与奋斗精神。

叠滘龙船漂移,这几年火遍了全网。(桂宣供图)
罗马帝国的衰亡,始于军团不再愿意为帝国戍边,转而沉迷于浴场与角斗场的享乐。北宋的繁华被金兵铁骑踏破,是因为“暖风熏得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”的安逸,消磨了燕赵悲歌之气。南宋的偏安,最终也未能逃脱崖山的海浪。
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。当一个文明、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步入繁荣,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,享乐主义便会悄然滋生。当代欧美青年普遍陷入低欲望与不生育的困境,正是这种繁荣后遗症的集中爆发。个人主义的极致,带来的不是自由,而是种族与文明的萎缩。这是横亘在所有发达地区面前的斯芬克斯之谜。
而叠滘龙船漂移,恰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
在岭南水乡的狭窄河道里,我们看到了一种与现代都市病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。那是一种原始的、充满血性的、以集体荣誉为最高准则的生存意志。

叠滘龙船漂移让人看得血脉偾张。(桂宣供图)
这种精神,深植于广东的历史土壤。千百年来,岭南先民在烟瘴之地、台风之域求生存,与海争田,与天争命。明清之际,广府人、客家人、潮汕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,因争夺生存空间而爆发的“土客大械斗”绵延十余载,其背后是野蛮的生命力,也是族群在艰难环境中锤炼出的刚烈民风。近代以来,广东人下南洋、闯金山,更是在惊涛骇浪与异国他乡中,将这种野性淬炼成一种开拓精神。
这种基因并未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中消失,反而在叠滘的龙舟赛中得到了极致的浓缩与展现。
叠滘龙船漂移的独特之处,在于“险”与“烈”。别处赛龙舟,河道宽阔平直,赛的是耐力与速度。叠滘的祖先偏要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,在九曲回肠的河涌中创造竞速。他们甚至故意在拐角打上木桩、垒起石堆,收窄河面,增加难度。

叠滘龙船漂移的独特之处,在于“险”与“烈”。(桂宣供图)
这哪里是比赛?这分明是与自然环境的搏斗,是对自身极限的挑衅。它需要的不是精致的技巧,而是绝对的勇气、极致的协作与忘我的牺牲精神。
这正是一个地区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密码。
当下的中国,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。长三角经济发达,文化昌明,但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峻,本地年轻人生育意愿走低,社会活力面临考验。这几乎是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宿命。
然而,广东打破了这个惯例。
作为中国经济总量第一大省,广东不仅经济发达,民风依然彪悍。省内人口结构保持相对年轻,本土人口保持着一定的生育意愿,2025年人口出生率为7.82‰,,连续8年成为中国第一生育大省。对外来人口保持着强劲的吸引力。这种“繁荣而不娇气,富裕而不安逸”的特质,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。
叠滘龙船漂移,正是这种特质的民间注脚。佛山南海桂城,一个GDP破千亿的超级街道,是典型的现代都市核心区。但就在这高楼林立、金融中心密布的土地上,古老的河涌依然流淌着滚烫的血液。龙舟上的扒仔,有外卖员、快递小哥、机关工作人员,还有从外地赶回来的企业家。夜幕降临,他们脱下工装,跳上龙船,在狭窄水道中挥汗如雨,延续着祖先的勇毅。

叠滘龙船漂移延续着祖先的勇毅。(桂宣供图)
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。桂城不止有千灯湖的金融与繁华,更有文翰湖的水上运动与野性呼唤。他们懂得,一座城市真正的活力,不仅在于GDP的高楼,更在于街头巷尾那股不甘平庸、敢于拼搏的精气神。
叠滘龙船漂移的爆火,绝非偶然。它是现代都市人对“野性”的集体向往。当我们在写字楼里被KPI压得喘不过气,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感到精神疲惫时,视频里那条在狭窄河道上狂飙的龙舟,恰好击中了我们内心对力量、对血性、对集体的渴望。
这不仅是传统的回归,更是进取型城市在繁荣时代主动保持奋斗精神的宣言。
正如那些归来的游子,无论生意多大,端午的鼓声一响,便是回家的讯号。他们回到的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故乡,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原乡——那里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,只有“一条船一条心”的豪情与担当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叠滘龙船漂移是这个时代的清醒剂。它提醒我们,一个民族、一座城市,即便身处繁华,也不能丢掉那股“宁可煲烂,不可扒慢”的狠劲。唯有保有这种野性与血性,才能在历史的激流中,不偏航,不沉没,持续向前。
撰文/罗天昊
(罗天昊,战略学者、区域经济专家、天下城市智库理事长、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原研究员,著有《大国诸城》。)
参考文献:
罗天昊《中国社会需要适度野性》
佛山日报《人间大竞渡,世界看佛山》
羊城晚报《船风之彪悍独此一份!叠滘龙舟为什么能?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