凤观|地市公立医院:“年年都增”,可能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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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观|地市公立医院:“年年都增”,可能吗?

长期以来,“四个年年都增”——门诊量、住院量、手术量、职工收入均高于上年——被地市级三甲医院管理者默认为发展的“及格线”。曲线持续上扬,便意味着进步。然而,医保支付制度的深层变革与人口健康需求的结构性转向,正将这一命题逼入墙角。答案已然清晰:继续指望年年都增,既无空间,也无道理。

一、增长冲动,是制度“惯”出来的

追问“年年都增”是否可能,需先看清这股冲动的制度根源。它绝非个别院长的短视,而是多重制度耦合、激励同向的必然产物。

支付方式的“扩量”基因:在传统的按项目付费模式下,医院收入直接与业务量挂钩——多开一项检查、多收一个病人,便多一份收入。“收入=项目×数量”的简单公式,将规模扩张内化为生存本能。

等级评审的“体量”标尺:等级医院评审长期将床位规模、设备配置、高级人才数量等结构性指标置于核心权重,无形中鼓励医院“以大为美”,将扩张视为晋级阶梯。

考核体系的“增长”偏好:院长任期考核内嵌隐性的业务增长预期,职工薪酬亦形成“只升不降”的刚性心理契约。不增长,账面上难看、评审中失分、队伍中人心不稳。

于是,扩张成了最安全、最理性的选择——有条件者建新院区,无条件者加床、上设备,各家医院围着三四级手术、肿瘤治疗展开“军备竞赛”,仿佛体量上去了,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

二、增长撞上三重“天花板”,旧逻辑已然逆转

然而,这条看似安全的扩张之路,正在撞上三重无法回避的刚性天花板。

第一重:医保基金的不可承受之重。

按项目付费时代,医疗费用增速长期保持两位数,远超GDP与居民收入增速。以河南安阳为例,职工医保职退比一度低至1.5∶1,基金年底频频“见底”——这绝非孤例,而是广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市的共同隐忧。当支付方式从“按项目”全面转向DRG/DIP“打包付费”后,“多做项目多赚钱”的逻辑被彻底逆转:同病同价,结余留用,超支自担。此时再盲目扩张,极易陷入“增量不增收、增收不增利”,甚至“做得越多亏得越多”的陷阱。

第二重:需求端的见顶回落。

医保基金总支出增速已降至0.98%,为近五年最慢;次均住院费用回落至六年前水平,住院人次出现五年来首次下降。更具风向标意义的是,全国医院床位总数历史性减少19万张。这强烈昭示着:以量取胜的时代正在落幕。慢病管理、日间手术、门诊统筹不断分流住院需求,县域医共体将常见病、多发病“截留”在基层,地市级医院若再寄望于门诊量和住院量的持续攀升,将面对日益逼仄的增长空间。

第三重:费用与成本的失衡,越增越危险

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曾在市级医院经济运行中揭示出“四个不等式”:工资总额增幅>医疗成本增幅>医疗收入增幅>业务量增幅。这意味着,在总量增长的繁荣表象下,收入与成本结构已严重扭曲——薪酬增长脱离业务基础,成本增速反超收入增速,财务风险持续累积。继续沿数量扩张的老路前行,不仅透支医保基金,也将透支医院自身的财务安全。

三、破局之道,在于敢于“做减法”

“年年都增”行不通,出路恰恰在于主动做减法。先行者的实践已经证明,适度压缩规模,反而能换来发展质量的加法。

上海申康的行政规制实验:申康中心果断推行“双控双降”——控制医疗收入增长率和医疗成本增长率,降低药品收入占比和卫生材料收入占比,并配套工资总额预算管理,将经济运行结构、院长绩效考核与职工收入紧密捆绑,从制度上切断了“规模→收入→薪酬”的旧链条。多年运行后,上海市级医院均次费用增幅基本与CPI持平,而服务效率成倍提升。

安阳市人民医院的“悖论性”实践:在DRG支付压力下,该院主动压减冗余床位,将资源集中到急危重症救治和高难度手术上。压减之后,床位使用率反而从72%跃升至88%,危重症救治率和四级手术占比大幅提升,医保结余返还显著增加。这验证了一个核心规律:“降本”要求减量——减少不必要的检查、用药和住院天数;“提质”要求聚焦——将优质资源集中于疑难重症;而“增量”恰恰是稀释前两者的最大障碍。三者构成“不可能三角”,唯有放弃对量的执念,才能为质的跃升腾挪空间。

四、新考题:不是“能不能增长”,而是“靠什么增长”

今天的地市级三甲医院,正处在被双重挤压的“夹心层”——上有省级医院分院区虹吸疑难重症,下有县域医共体截留常见病源。医保基金总量在DRG/DIP总额预算下趋于固化,盲目铺摊子只会稀释资源、摊薄效益。政策层面,床位总量控制、院长绩效考核向CMI值、费用消耗指数等内涵指标倾斜已是大势所趋,国家层面对“严禁公立医院无序扩张”的管控从文件走向实操,过去那种“以分院区名义变相加床、以学科建设包装规模扩张”的灰色空间被空前压缩。

对院长而言,真正的考题早已不再是“能不能增长”,而是“靠什么增长”。发展的内涵必须从门诊量、住院量的数字比拼,转向病种结构优化、运营效率提升与医疗价值创造。绩效分配必须从“多劳多得”迈向“优劳优得”——让医生的收益与疑难重症诊治、技术创新、成本控制牢牢绑定,而非与开单数量挂钩。正如一位改革者所言:“一直鼓励门诊量的比较,会造成过度医疗。医生的改革方向,一定是从多劳多得走向优劳优得。”

结语:告别旧增长,是阵痛,更是新生

“年年都增”可能吗?从制度逻辑、基金承受力、需求变化与成本结构来看,答案只有一个:不可能,更不应该。

当精细化管理取代粗放扩张,成为生存的必备技能;当“减床不减效、减量更提质”从个案沉淀为行业共识,地市级医院才能真正挣脱路径依赖的锁链,在高质量发展的坐标系中画出新的增长曲线。这个弯,必须转,也一定能转成。

作者:郑卫平